【学术访谈】杨叔子 肖海涛| 文化素质教育是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杨叔子院士专访

# 编者按

杨叔子，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代表，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机械工程教育协会副理事长、高等学校机械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亚太地区智能制造协会主席、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中华诗教委员会主任。在先进制造技术、设备诊断、信号处理、无损检测新技术、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的应用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获国家级、省部级科技与教学重要奖励20余项。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等称号，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任校长期间，杨叔子院士率先倡导和大力推行文化素质教育，后来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在全国高校推动文化素质教育，引领了中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改革大潮。本文围绕“文化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对杨叔子院士进行了专访。

摘要：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文化素质教育掀起了中国高等教育突破几十年来狭窄的专业教育、走向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大潮，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杨叔子院士在担任原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期间，率先倡导和大力推行文化素质教育；随后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引领文化素质教育改革的大潮。杨叔子院士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文化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阐释：文化素质教育的兴起，是针砭时弊、合乎潮流，涉及根本；教育的本质既是文化教育，也是素质教育，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教育“以文化人”，构建人的文化生命；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要“背靠五千年，坚持‘三个面向’”，文化要传承，经典须诵读，诗教要先行。总的看来，文化素质教育是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文化素质教育改革是行之有效的。

关键词：文化素质教育；教育改革；理论创新；实践途径

作者简介：杨叔子（1933—），男，江西湖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机械工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肖海涛（1965—），女，湖北浠水人，博士，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 正  文

20世纪90年代初，文化素质教育应运而生，掀起了中国高等教育突破几十年来狭窄的专业教育、走向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大潮，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杨叔子院士在担任原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期间，率先倡导和大力推行文化素质教育，在中国高校掀起了“人文风暴”；1998年10月，教育部成立“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杨叔子院士担任委员会主任，在全国高校范围推进文化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教育的创新。应《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的邀请，笔者（以下简称“肖”）就文化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对杨叔子院士（以下简称“杨”）进行了专访。

一、文化素质教育的兴起：针砭时弊，涉及根本

肖：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您作为原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的第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直接从教研室主任被推选为华中理工大学的校长，接任校长是在1993年年初。当校长期间，您率先倡导、大力推行文化素质教育，掀起了“人文风暴”。请问当初您是怎么想到要推行文化素质教育的呢？杨：这得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存在以下情形：一是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克服以前的一些不良思想影响。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二是由于曾经对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批判，造成大学生文化知识上的欠缺，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上的欠缺，有些人甚至以为传统文化是包袱。三是西方一些腐朽思想也进来了，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西方不良思想意识的影响，需要从思想上对青年人进行引导。四是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和学习苏联模式，造成大学生的专业口径和知识视野十分狭窄，需要为学生打开一个广阔的视野，“宽基础，厚专业，拓展思维”成为一个重要任务。五是由于应试教育的压力，造成学生基础知识不完整，大学还有不少“补课”的任务。六是社会处于大转型时期，不少人心态浮躁，急功近利，过于物质化，一些年轻人彷徨、苦闷、压抑，不知怎么办。这些都需要对年轻人进行引导。肖：这些问题反映在教育上，说明大学还有“补课”的任务，当时大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杨：当时大学要“补课”的任务还很多，不仅要“补”知识上的课、文化上的课，还要“补”做人上的课。当时大学生中大致存在两大类问题：第一类问题是人格不够健全，情感不够健康，习惯不够良好。不少大学生的毛病，表面上看是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往深层次分析，实际上是人格不够健全、情感不够健康所致。“道在人伦日用之中”，日常生活的细节和习惯，日常的行为处事、待人接物，往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素质。第二类问题是基础知识不够全面、不够扎实，说穿了，就是基础不牢。教育上，为了应试，打各种提前量，“幼儿园学小学，小学学中学，中学学大学，大学学幼儿园”。孩子一进到幼儿园，不是注重良好习惯的养成，而是开始学小学课程，过早进入各种文化课的学习，并开始被送去上各种“培优班”。进入小学后，低年级提前学高年级的内容，高年级提前学中学的内容。其实我国的一些教学内容，从课程教学大纲上跟国际上比较已经是提前的，比如说小学数学就比美国的教学进度要提早，低年级段就学了美国高年级段的内容。进入中学后，高考的压力下移到中考。进入高中后，过早实行文理分科。进入大学后，还要从头教基本的道德规范，有些是幼儿园早该学的内容。这种情形下，学生很难有宽厚的基础，而且知识学得很死，又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思维习惯，导致思维僵化。长此以往，不是“培优”，而是“培忧”，培养出很大的“忧患”，这对国家繁荣、民族昌盛的危害也极大。肖：这种教育是存在很大的忧患，您的这种教育忧患意识有没有什么个人经历上的触动？杨：有一件事，积压在我心中多年，总是想找出解决办法。事情缘于1982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一天，我与一位华人教授聊天，这位华人教授跟我讲：中国来美的留学生，ABC很好，XYZ也很好，也懂得美元、英镑，就是不太了解长城、黄河，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一点也不知道《四书》《老子》《资治通鉴》《史记》。请问，这种学生毕业后能很好地为中华民族服务吗？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分析起来：一方面ABC很好，代表外语很好；XYZ很好，代表数学很好、业务很好；懂得美元、英镑，代表会打经济算盘。另一方面，不太了解长城、黄河，意味着不太了解祖国的地理文化；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意味着不太了解民族的历史文化；一点也不知道《四书》《老子》《资治通鉴》《史记》，表明对祖国与民族的悠久文化传统一无所知。这是很令人痛心的。它表明我们的教育存在缺陷。邓小平同志讲过，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上的失误。改变这种状况，也只有从教育做起。肖：您当校长后就想进行教育改革，而校长要做的事很多，如何抓呢？杨：我当校长的深刻体会是：当校长，要管的事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要抓办学思想、抓育人。抓办学思想，要思考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高等院校最基本的是要抓什么工作？二是高等院校工作首要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最基本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是“育人”。抓育人，又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培养什么人，二是怎样培养人。我当校长时，我们学校经过老校长朱九思和我的前任黄树槐校长以及广大师生的努力，经历了“三大转变”，迈出了由理工科大学向综合性大学转变的步伐。我当校长后，提出了“第四个转变”，即“从注重专业教育、科学教育转向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相结合，在专业教育的同时高度重视素质教育”。这是个极为重要的教育思想深处的转变，实质是教育思想的一个根本性变革。我当校长的任务，就是继承传统，丰富发展，将前面“三个转变”进一步做扎实，同时花大力气促进“第四个转变”，紧紧抓住“育人”的根本目标，大力推行文化素质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高层次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创新人才。[1]肖：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成效如何？您对这项工作感到满意吗？杨：当校长，我最满意的，是推行文化素质教育，特别是人文素质教育。这是合乎时代需要，合乎教育规律的，整个学校的工作取得良好的发展，整个学校的学校氛围、文化氛围变得更好了。当然，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肖：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得到了国家教委（现教育部）的肯定和推介，随即在全国高校蔚然成风，您成为全国“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主任，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形？杨：我们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大力推行，特别是其中的人文讲座，使得整个学校文化氛围更好了，在社会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得到了国家教委的支持和肯定，特别是当时的国家教委副主任周远清同志认真调研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力肯定了我们学校的做法。1995年9月，国家教委在我们学校组织召开“高等学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第一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是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几十所著名高校的领导。周远清同志在会上指出了文化素质教育的意义，着重强调它是“针砭时弊，涉及根本”。随后，越来越多的高校积极推进文化素质教育，“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出现了喜人的局面。1998年10月，教育部组织在清华大学召开会议，宣布成立“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我被推举为主任委员，我们学校被推举为试点院校协作组组长单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被推举为副组长单位，时任清华党委副书记胡显章同志、北大常务副校长王义遒同志担任副主任委员。从此，在教育部领导下，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生机勃勃，蔚然成风。我们学校能在全国率先干起来，首先要感谢教育部的支持。其次，要感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的积极支持。由于我国的历史与现状，有些事情，教育部想干，如果清华、北大不干，也干不成。在文化素质教育方面，清华、北大不仅积极干、支持我校干，而且干得很出色。再次，一些兄弟院校积极参与，大家一起干，形成了气候。最后，要感谢与我一起从事文化素质教育活动的一批专家学者，如张岂之、王义遒、胡显章、李延保等。
二、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质：以文化人肖：您讲过文化素质教育是“中国教育理论的创新”，是“中国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创新”，其内涵和实质是什么？杨：什么是教育？从根本上看，教育既是文化教育，也是素质教育。本质上，教育就是“以文化人”“以文化育人”，通过文化来形成与提高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就是文化教育。[2]教育过程就是“文”“化”过程、“文”而“化”的过程。教育的根本宗旨是育人，是提高人之所以为人的整体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就是素质教育。教育目的就是塑造人的灵魂，铸造人的精神世界，构建人的“文化生命”。素质教育首先是针对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提出来的，后来延伸到高等教育，扩展到整个教育领域，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得到教育部大力推动。对于大学推行素质教育，最初有人不理解，认为大学教育又不是应试教育，怎么也提素质教育？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素质教育是针对功利主义提出来的，应试教育是功利主义的一种表现。大学教育中存在功利主义，因此大学需要素质教育。人的素质是一个整体，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的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心素质。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灵魂，方向一错，全盘皆误；文化素质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业务素质是主干，主干不存，枝叶何托；身心素质是保障，青山不在，用材哪来。文化素质是形成全面素质教育的基础。文化素质教育既涉及教育，又涉及文化。本质上，它强调了教育的文化属性，强调了教育的素质教育特征，强调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和提高人的素质。文化素质教育关注如何培养人，针对大学教育的实际，特别强调以下几点：第一，文化素质教育的锋芒针对的是忽视人文教育的现象，要解决做人的问题；第二，文化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加强民族文化教育，解决做中国人的问题；第三，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是解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交融，解决人的精神境界问题，解决做现代中国人的问题。文化素质的核心，是人文素质；人文素质的核心，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如何做人，始终是一条红线，贯穿各层次教育的始终，起着最为基础性的作用。 肖：“教育构建人的文化生命”这一提法，着眼于教育的人性基础，提升人的生命质量，见解精辟。它的内涵是什么？杨：人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有文化生命。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在物质层面上与动物有天壤之别，更在精神层面上与动物有根本性的区别，人有着人类特有的高级感情、意识、思维、境界等。人的文化生命，包含人性和灵性两个方面。所谓人性，主要是指文化赋予人的道德伦理观念和种种行为规范，体现为人的价值观。人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第一本质属性。所谓灵性，主要是指人所具有的聪明才智，不仅包含感受力、理解力，更包含创造力。人之所以能够超越其自然属性，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有灵性。人性和灵性密不可分，相互交融，升华为人的精神境界。教育就是通过人类千百年来所积淀的文化去化育人的文化生命，以文化开发出、发展好那天赋的人性与灵性。肖：您一再强调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为什么强调“育人”还不够，还要加上“非制器”呢？杨：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3]。通过“非制器”来做反衬，就是为了进一步凸显教育是“育人”。这些年，我体会最深、教训最深、看得最多、想得最深的，就是高等学校办一切事情，都要想到我们是在“育人”。“育人”是高等学校工作的主旋律，高校任何部门，特别是主要领导不要忘了，学校最主要的任务是“育人”。离开了“育人”这一根本点，就是偏离了主题。人是教育的对象。人不是物，人是活生生的。教育就是要培养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创造、有真善美内涵、有精神境界的“人才”，而不是制造死呆呆、冷冰冰、无感情、无知觉、无个性、千篇一律的“器材”。高等教育是培育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而不是制造高档次、高性能的器材。再高级的器材，再高档的智能机器人，也不过是具有了人所赋予的功能或程序罢了。人才不是器材，人才要有主动性、创造性。肖：“育人”和“制器”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杨：“育人”，是“以人为本，以育为法”；“制器”，是“以器为本，以制为法”。“育人”，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培养人的全面素质的意义；“制器”，将人当成工具，不是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造成人的片面发展。肖：您认为教育是以文化人，以文化整体育人，这方面的内涵和要求是什么？杨：教育是文化教育，是以文化人，是以文化整体去育人。[4]文化整体，既是类型上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整体，也是“知识、思维、方法、原则、精神”文化内涵的整体。从类型整体而言，强调科学为人文奠定基础，人文为科学导向；教育应该是促进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交融；人文科学，和而不同；人文科学，交融生绿，人文和科学交融的教育也就是绿色教育。[5]文化内涵整体，从结构来说分为三个层次：形而下，是知识；形而中，是思维、方法、原则；形而上，是精神。其中，知识是基础，思维是关键，方法是根本，原则是精髓，精神就是灵魂。这五个方面合起来，知识越高深越渊博，思维越精邃越巧妙，方法越可行越有效，原则越坚定越明确，精神越向上越高尚。这样，文化就越先进越精湛。以这种文化育人，其素质就越高越优，品位就越醇越美。总起来看，以文化整体去育人的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完整人格的人。肖：“育人而非制器”、以“文化整体”育人，基于此，您敏锐地意识到大学教育中存在“五重五轻”现象，能否谈谈这方面的看法？杨：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要以“文化整体”育人，这是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是针对教育中的“五重五轻”现象。[6]这“五重五轻”就是：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五重五轻”的毛病，在理工科大学更为突出。一是重理工，轻人文。重理工、重科学技术，没有错，应该重，重得还不够!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受尽欺侮，就是因为我们科技落后，船不坚、炮不利，即使到现在，如果我们在关键领域的科学技术没有创新，还不能创新，还会受到欺侮。这一点，老一代科学家身上的爱国热情非常令人敬佩。但是，轻人文，不对，不好。“人”的问题不解决，科学问题也不会解决得好。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打就垮。但是如果没有优秀的民族传统，没有人文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会不打自垮。二是重专业，轻基础。高等学校从事专门教育，重专业，对！但轻基础，就不对。我们的专业教育分科太细，专业过窄，轻视基础。比如说学工的不懂理、更不懂文，学机械的不懂电气，学制造的不懂汽车，如何能有交融和创新？ 三是重书本，轻实践。这个风气非常明显，在学生考核中也表现出来，只注重考试成绩，不注重实践。有人讲：重书本轻实践，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流毒。我说：不对，这不是中国教育的流毒，是科举考试的流毒，应试教育是变相的科举考试。中国教育本来有非常好的传统，实践是根本。四是重共性，轻个性。教育上的一大毛病，就过分重视共同规格、共同要求。我曾参加全国机械制造专业教学方案研讨会，会上对教学计划讨论得十分热烈，争论的焦点在专业课安排上。我认为，专业课安排不要过分追求共性，可以根据学科方式安排，如设计、制造、控制；也可按产品来设置，如汽车、摩托车、拖拉机；也可按其他方式来设置。要充分重视个性，发挥个性，挖掘人才。五是重功利，轻素质。教育上也是社会上的最大弊端，就是急功近利。急目前可见之功，近眼下物质之利，由此导致焦虑浮躁，诚信缺失，假冒伪劣，物欲横流，见利忘义，道德失范等。这是十分危险、极其可悲的。毛主席讲过“风物长宜放眼量”，眼光要放长远一点。例如，信息产业怎么搞起来的？计算机怎么来的？芯片怎么来的？半导体怎么来的？都是看得很长远。

上述“五轻五重”，相互关联，根本的实质是“重功利，轻素质”，“重视科学文化，忽视人文文化”，忽视了教育培养人的全面素质的意义。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仅是梁思成先生1948年所讲的“半个人”，甚至可能是“四分之一个人”“八分之一个人”，而不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

三、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背靠五千年，坚持“三个面向”肖：推行文化素质教育中，您讲过要“背靠五千年，坚持三个面向”，能否谈谈这方面的看法？杨：中国要发展，必须走出中国特色的道路。如何走出中国特色？要把握好两点：一是“背靠五千年”，一是坚持“三个面向”。这两方面缺一不可。不讲“背靠五千年”，“三个面向”就没有依托；不讲坚持“三个面向”，“背靠五千年”就没有方向。这也是整体地、联系地、发展地看问题。“三个面向”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当下所有教育改革的根本指导方针，毫无疑问，实施文化素质教育一定要“坚持三个面向”。下面主要谈谈“背靠五千年”。中华民族经历五千多年风雨，没有消亡，历史从没有中断，这在世界上是唯一的、绝无仅有的。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中国，中国是唯一幸存的文明古国。为什么能如此？我认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化的强大与绵延！可以自豪地讲，中华民族具有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在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民族融合中，形成了丰富多元、包容进取、生命力顽强的强大“文化基因”。这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底气，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教育既是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又是文化创新的必要基础。社会既靠教育的存在而延续，又靠教育的发展而进步。中国的教育，不背靠五千年，能行吗？肖：您说过“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我们怎样理解呢？杨：民族的概念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且主要是人文文化概念；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是一个民族延续自身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民族的传宗接代，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是这个民族的根本。反过来说，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特别是人文文化），就丢掉了这个民族的根本，丢失了这个民族的特性，就不成其为这个民族，只是个种族而已。[7]文化要创新，社会才能进步。文化的创新离不开文化的传承，没有传承，哪来创新？一定要强调文化传承，特别是加强民族文化教育。肖：您主张“文化要传承，经典须诵读”，要求自己的博士生读《论语》、背《道德经》，不背诵的不能毕业，为什么呢？杨：什么是经典？至少有三点：一是经得起历史长河的考验，具有继承性；二是经得起不同地域的考验，具有普适性；三是经得起一再思考与实践的考验，具有长青性。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源头经典，影响深远，光照千秋，它们不仅凝聚了老子和孔子等的智慧，更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它们蕴含的深刻哲理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国界。我小时候在父亲的教导下，读了不少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给我的人生奠了基；参加工作以后，读了不少革命文化经典，不仅奠基，而且导向。接任校长后，重读了不少经典，受益良多，常读常新。经典著作，对思想感情的熏陶、对思维能力的开拓、对精神境界的提升、对世界及关系的认识、对民族凝聚力的提升等，都大有裨益。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是一个人的文化身份证，那么民族文化的经典就须诵读、须践行。[8]“下学而须上达”，博士生更需思维融通，不仅需要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实证方法，还需要灵动的形象思维和直觉，这就需要人文科学相融。我既然倡导读经典，就要从我做起，从我身边做起，就要求我所带的博士生读《论语》、背《道德经》。实践证明，我的博士生们受益终身。肖：您还大力推行诗教，担任过中华诗词学会的名誉会长和中华诗教委员会的主任，提出“诗教要先行”。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诗教很有成效，例如，近些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中国诗词大会》节目，非常受欢迎。为什么要推行诗教？它和文化素质教育是什么关系？杨：《中国诗词大会》也是在推行诗教，它有这样的人气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时代的进步，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新气象，我喜欢看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如果放在二十多年前或十几年前，大概不会有现在这样的人气。当时是个什么情形呢？当时诗词爱好者主要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和一些老干部，80年代出现过一些非常好的新诗和新诗人，到90年代后似乎又沉寂了。诗词在年轻人中似乎出现了“断层”，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化“断层”的一种反映。我自认才力有限，是诗作上的槛外人，但我认为我有责任来尽我一份我既应该尽而又能够尽的责任和义务。推行文化素质教育，当然要推行诗教；推行诗教，是推行文化素质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诗是民族性的。每一个民族的诗歌，都是这个民族语言、文字、文化的精练。我很喜欢美国大诗人惠特曼的一句话：“每一个民族的最高凭证，就是它自己产生的诗歌。”中华诗词“字少，式合，韵美；情真，味厚，格高”，蕴含着美妙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放射出璀璨的中国文化哲理的光芒。1998年10月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后，我被推选为主任委员，后来中华诗词学会让我当名誉会长，以及担任中华诗教委员会主任，我都欣然接受，就是为了推广诗教。同时，在李岚清同志、周远清同志等领导下，在教育部推动的文化素质教育活动中，“诗教”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被鲜明地提出来了，中华诗词进校园成为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我曾先后提出“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9]，“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中小学校园与幼儿园”[10]，“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千家万户”[10]，等等，在诗词界和学界引起了良好的反响。我平时喜欢读诗写诗，在几首《七绝》中特别谈到诗魂、国魂是一体的，例如：“诗风吹绿校园春，米寿诗翁续力耘。寄愿儿孙诗志在，国魂凝处是诗魂。”“诗魂就是国魂凝，座座高峰迭起兴。各领风骚先启后，中华文脉至强恒。”诗教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推行诗教行吗？肖：最后您对当下文化素质教育可有什么寄语？杨：“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文化素质教育是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是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本土化的创新，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效地解决了教育实践中的一些问题，但有一些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文化素质教育仍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最后，对文化素质教育的寄语，改动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反其意而用之：

前既见古人，

今更见来者。

看大江之滔滔，

喜奔腾而东下！

# 参考文献

■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51~57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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